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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nuary 18 《世说新语》译注 德行第一之二、三续(这一阵子忙下来,有一些感想。凡一个人尽力去做事,无论果实收获了几枚,或无论这果实甘甜与否,他总对某事多了几分理解,而这某事到底有意义与否,倒反可忽略不计。 人生便是如此,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原则。人在大地上飘摇营生,终究会归于尘土,连这尘土也会在某天消散为宇宙间无语的尘埃。除了在眼前的寸光里自乐,我们别无他法。)
大一统政府乃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墓穴,古来皆如此。前世的伟人以其思想精神力,驱动着兵士和民夫去打碎了再重建,但建起的却正是自己的牢笼。东方朔在《答客难》里说道:“彼一时,此一时。”西汉知识分子多半农民出身,一边耕种,一边读书,县学而入太学,毕业后回乡为小吏;有成绩者选入侍卫,再由此转入仕途。因此,西汉学者大多敦厚平实,很有农民气——彼时出身农民毫不丢人,与现今大为不同。 虽则如此,战国去西汉不远,战国学者的风采仍如在眼前般。于是,当“王莽礼贤下士时”,学者们确是感动莫名了。王莽是外戚,也是太学生,此人在历史上的面目并不清楚,一说是善于隐藏险恶目的大奸臣,一说是好心办坏事的“圣人”——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里,只请大家晓得一点点事实,这个人毫不贪渎,他的篡汉几乎属于民选性质;在那个视家奴为私物的年代,他还曾经因为儿子打死了一个普通奴婢,而令儿子自杀。
可惜王莽的理想太过完美,而现实冷酷,他试图回到圣人之世的政策没有成功。继起的是光武帝刘秀的东汉,刘秀本人也是太学生。在这个时代,因为或上或下的某些因素,知识分子的“气焰”又嚣张起来了,只是他们的趣味与前世皆不同。东汉知识分子的关注多集中在修身,而对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类缺乏兴趣——尽管他们有的确是在做着本我(I),大多数则努力地模仿他我(me),但归根到底,他们关注的是自己。东汉还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,就像今天的歌星一样,知识分子们用他们的人生表演着淡泊名利和潇洒风度,而这风度没多久就会传遍天下,成为人们争相崇拜的对象。因此有人说,《世说》本质上是明星传记,将明星们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,而真实的世界远非如此令人景仰——对此,确实无话可辩驳。 November 02 《世说新语》译注 德行第一之二、三
德行第一之二 周子居常云:“吾时月不见黄叔度,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。”
德行第一之三 郭林宗至汝南,造袁奉高,车不停轨,鸾不辍轭;诣黄叔度,乃弥日信宿。人问其故,林宗曰:“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,澄之不清,扰之不浊,其器深广,难测量也。”
译文:
周子居曾说:“一段时日不见黄叔度,我狭隘贪俗的的心思便复萌生了。”
郭林宗到汝南去的时候,先拜访袁奉高,连车都没停稳,只见了一面就走了;而他拜访黄叔度时,却一连住了好几天。有人问他厚此薄彼的缘故,郭林宗回答说:“黄叔度这个人的气度涵养,就像浩瀚万顷的大泽一样,沉淀不能令其清澈,搅拌扰动亦无法令其浑浊,他胸怀深广,难以揣测啊。”
人名、典故及文意解说:
此二篇皆关于黄叔度,并于一处解说。
黄叔度,名黄宪(字叔度),汝南慎阳人氏(今河南正阳),东汉末人,生卒年不详,其人事迹言论今已不可考。此人有意思之处,在于其赫赫声名,竟皆由他人议论而来,乃至范晔于《后汉书》撰其列传,竟也列不出一句出自本人的言语。更有意思的是,这些发论之人,无一不是大大有名之人,却于言谈中对之颇有仰而慕之甚至自惭形秽之叹。
汉末人物风评极盛,可谓“声名成毁,决于片言”(鲁迅语),黄宪以言成名,便是这种风气影响下之典范。一切现象自有其成因,因此有必要就战国、秦汉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变迁作一番略述。
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之高,莫过战国。“战国”之名,来自佚名著作——《战国策》(西汉刘向汇编),记述秦统一之前约182年的历史,即公元前403年~公元前221年。 春秋末期,社会持续进步,生产力继续发展,人口随之增长和迁徙,分封诸国间的荒芜区域渐次得到开发。扩张过程中,由于人类固有之利己排他本能,群体和国家间各种矛盾不免迅速尖锐化,直接化。于是,一方面各大国走向直接冲突;另一方面,名目繁多花式各样的政治哲学思想涌现。 新思想之灿烂来自社会阶级方面颠覆性的变革。贵族世袭的特权,到春秋末已大为消减;而平民的诸多限制,亦得以解放。来自平民阶级的巨大的爆发力令到事实上,战国时代各国的政府和军队中,出身平民者占了绝大多数。这些出身于下层社会的才智之士,因社会经历的不同,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,已大大隔膜于传统贵族。 战国学者在思想方面,大体着重于理想政治范畴,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,且秉持大一统的基本理念。战国学者的哲学和政治学创新,是中国历史上流派最多,所受约束最少的,对后世之影响亦最为深远;学者们不但在自身生活实践中将其理念付诸实施,更于开课授徒中发扬壮大,乃至游说于各国,试图令统治者将其贯彻于一国之领土。而上承周王朝的天下概念,令他们于东奔西走的游士生涯中,基本上毫无背主的愧疚。 于此背景下,战国学者虽来自下层,却对上层社会及统治者有绝大影响力。此种影响力漠视地位之悬殊、人数之多寡,直面一国之君侃侃而谈如先生教训弟子之场景,在战国时代比比可见。唐且所谓“士之怒”,鲁仲连说新垣衍,皆是此种影响力彰显之证。战国学者嚣张自在之种种,实为后世所羡而慕之。
然时易世移,到得西汉,知识分子之地位待遇又迥异了。
(本节观点参考钱穆先生之处甚多,谨为致敬) (忙,忙,忙,每一二日一篇的豪言,想来面红,只好再说待续……) October 12 《世说新语》译注 德行第一之一续 前几日长假,杂务颇繁,倒是笔头懒了;上回说到徐穉其人,故事亦颇多。
徐穉既是隐士,不妨先约略谈谈中国的隐士传统。
个人印象中比较有名的隐士,最早是许由、巢父。这是两个很有气节,同时也很搞笑,或者说狷狂的家伙。说起这两位,可能现代中国人不大了解,但记得某一代日本光荣的《三国志》曾经有许由作为剧情人物出场,小子当时完全搞不清这家伙何许人也,也蛮惭愧的。传说许由和巢父是尧时人,尧年纪大了,想禅位给许由(大约舜只是第二顺位继承者罢),即让他去做“九州主”,他听了却很生气,觉得政治这玩意儿太肮脏,不肯干就罢了,还觉得“污耳”,特地跑到小河边洗耳朵,这个时候刚好碰到巢父牵着牛经过。巢父是谁呢,这个人是许由的朋友,他整天躲在山上,远离世俗,筑巢于高树而居。许由将禅位之事抱怨给巢父听,巢父听了却大怒,说“子若处高岸深谷,人道不通,谁能见子?子故浮游欲闻,求其名誉,污我犊口!”——这话说得很难听了,即你许由并不是真想躲,真躲就躲到深山老林,别人找不着的地儿,你这么做只是为了“求其名誉”;巢父也真搞笑,骂完了就把牛牵走,不让它喝许由洗过耳朵的脏水。
其次便是伯夷、叔齐。此二人因“夷齐让国”和“不食周粟”的事而闻名后世,颇为儒家推崇——当然,后来鲁迅写《故事新编·采薇》,对之嘲讽戏谑,言语过于戏说不谈,文学服务政治的印痕较为明显,作不得人物考评的准。
再后来又有东汉初年钓鱼的严子陵。他是光武帝刘秀的太学同学,在同学间很有威望,弟兄们感情亦好;后来刘秀当了皇帝,极力请他出山,却为其婉拒,仍旧在浙江千岛湖钓鱼。其实他大约有点不好意思,因为弟兄们拼命打江山时他躲在海边过悠闲日子,现在江山坐稳了,他却下山摘桃子,这个说不过去。不过他这么一婉拒的流芳百世,也许自己都没想到——至少东汉隐士极多,严子陵效应就不可忽视。
中国的隐士大体就是这样,虽然出发点不同,但就是不肯做官,谁的面子都不给。他们在历史上地位很高,便在当时,地位也是高的,不要说地方官不敢得罪他们,皇帝们也头疼。
说回徐穉,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肯做官的隐士。徐穉自小家境贫穷,但很聪明——其实不肯在东汉末年出仕,都是聪明人。桓帝时太尉黄琼请他出仕,为其拒绝,后来黄琼去世时,他从家里长途徒步到江夏(今武昌)参加葬礼,“设鸡酒薄祭,哭毕而出,不告姓名”(《后汉书·徐穉传》),满屋子几百人不知道他是谁。只有郭宗林猜这大约是徐穉,便派了个人去追他,他却对来者说了句很有名的话,“大树将颠,非一绳所维,何为遑遑不宁处?”,就是说,这个时代已经彻底糜烂,个人之力不可挽救了,既然如此,又何必惶惶终日,还不如过悠闲的日子——后人议论东汉末年政治,多半会引用这句话的前半部分。这样的人,陈蕃是很给面子的。豫章太守任上,在自己的官衙里置了一张床,平时挂起,只有徐穉来了,才放下来请他睡,所以王勃说“徐孺下陈蕃之榻”。据说今天南昌还有徐穉读书亭子的遗迹,似乎叫做“孺子亭”。
正文里还有一个商容,读过《封神演义》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个人。封神说这个人是商纣的丞相,大大的忠臣,屡次劝谏纣王不成,最后自己撞死在九间殿。其实此人是纣的乐官,确曾屡次劝谏,却不被纣采纳,反而黜退,并没有死。后来武王灭商后,请他出仕,却被拒绝了。武王也没有勉强,但他坐车经过商容的家门时,便俯身于车横木上,以帝王的身份表示敬意(此礼节即为“式”,本意是指车上的横木)。
由此倒可看出,虽然当时世局纷乱,至少还没有文字狱的风气,否则陈蕃这番自比武王的言语,就该被质问“所居何心”了。
两位君子相交的主角,陈蕃和徐穉,一个殚精竭虑地入世,一个悠哉游哉地出世,个人结局也是迥异。那一年,陈蕃已七十余岁,与大将军窦武诛宦事泄之后,常侍曹节矫诏欲杀窦武,这位老人家带着他的八十多个下属和弟子,持械冲入承明门,试图作最后的努力,却自然是徒劳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他当天下黄门左寺狱,被值班的某黄门从官(亦是宦官)一边踢一边骂“看你这个老小子还能不能减损我们的编制,克扣我们的银钱!?”——那个曾欲扫除天下的少年,便如此折辱而死了。徐穉呢,他一辈子躲在乡下,平静度日,灵帝初年皇帝再次征召时,他安然辞世,亦过七旬了——历史记载他的儿子徐胤(字季登)亦是贤明的人,也不出仕,连华歆的礼请都不给面子——大约有父亲的遗训罢。据说汉末天下大乱贼寇横行时,连附近的盗贼都敬重徐胤的贤德,而相约不骚扰他的家乡。
陈蕃和徐穉选择了不同道路,谁是谁非,难说得很。只能说,他们都坚持各自选择,并且走到了底——这也颇难得了。
差不多就写到这里,德行第一之一的译注就算草草结篇,其实还有许多典故,比如“登车缆辔”,比如“席不暇暖”,一来怕失之琐碎,而来也未必真学古人句句寻章的功夫。偶尔来此的看官,能大致了解便是庆幸。
再罗嗦一下,就这篇来看,只是简简单单一则故事,不夸张,渲染亦少。若然真读进去了,却颇有张力在里头。或许这不只是文字的力量,更多是人品的魅力。中国三千八百年有史可查的历史,未必真有多灿烂,但这些人物的点滴言行,无疑是其中闪光的地方。退而思古,或有所悟也不一定呢——此即在下时时提醒自己继续写下去的动力。 September 26 《世说新语》译注序,及德行第一之一 为《世说新语》作译注,是想了好些年的事儿。近来天气转凉,事儿也闲,却因了些不可道的缘故,心内颇浮动。自忖正好此时动笔,一为心愿了结,二亦收心敛神。才疏学浅不必说,考据缺损亦在所难免,牵强附会自然不少,只好请方家见谅。
先大概聊聊《世说新语》,知道的只当温课好了。
《世说》是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,也是我国历史上此类文学的代表作,由南朝宋刘义庆编纂。古人之小说和今日小说是不同的概念。古人小说多是传闻轶事,“出自稗官,街谈巷语,道听途说”(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篇幅简短,直叙其事而不夸饰,和后来所言之笔记相似。说白了,今日你我写BLOG,从文体看也有这个“小说”的意思,只不过大多笔法隐晦,颇异其趣罢了。
《世说》依其内容分为德行,言语,政事,文学等类别,每类收若干则简短小文,共千余则,主要记述东汉末至魏晋时期上层人物(即士人)的思想言行。
这部志人小说所覆盖的年代,乃是我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。东汉末年天下纷乱,至三国分鼎,魏晋一统,又至南北分裂五胡之乱,中国历史自秦汉之大辉煌,终于堕至大深渊的境地。仿佛一个人起初身体不适,渐至沉郁不起,最终几乎无汤药可救了。政治如此,文化氛围和知识分子的心态,比起战国张扬,西汉内敛,亦有极大的转变,这倒未必是向下或向上可以简单说明的,只能说文化与政治二者互为因果罢了。
《世说》成书的年代,值南北分裂之乱世。匈奴、党项、鲜卑乃至高丽诸外族纷纷入侵中华,汉族政权退守南方。北朝各国极度仇视汉人和汉文化,华夏文化一脉,苟安于南朝。面对亡族灭种之危机,政治军事努力之外,自有一批知识分子,他们穷其心力,一面积极搜罗前世文献,一面博采众家自成一言,以图保留民族之根。这大约便是《世说》、《后汉书》等文献得以经民间之手面世之心理根源。
人道“宁为太平犬,莫为乱世人”,然承平年代的人物,因来自外部世界的压逼较小,反未必尽见性情。乱世则不同,名利亲离乃至荣辱死生,往往直截地便横在面前,等他去抉择,因此气节便愈显其高秀,进退之间亦多了几分凝重。从这一角度说来,《世说》在年代方面是很讨了些巧的;反过来,《世说》文字简洁洗练,词义隽永,那时代许多人物的影像,于悠悠百代之后世,仍能鲜明清晰地保存,亦有其功。
再简单介绍一下《世说》编者刘义庆。刘义庆(403-444),彭城人氏(今江苏徐州),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之侄,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,过继其叔临川王刘道规,后袭爵临川王。仕途平顺,先徵侍中,做过尚书左仆射,加中书令,亦外放过刺史,身后追封康王。历史记载此人虽身份高贵,但生活简朴寡欲,爱好文义,对文学之士相当礼遇,与当时不少名士皆有交往。《世说》大约也是他和门下文士朋辈杂采众书加以润色而成的。历代王公宗亲无数,虽在世大多位高权重,身后倒是默默无闻者居多。而这位王爷本身并不怎么特别,但他做了很好的一件事,便千古留名了。
最后说一下本译注的体例。《世说》是在下颇喜欢的文学作品,除了规规矩矩翻译之外,评头论足甚至题外废话自然不少;古文特点是典故多,为透彻了解文意计,必要之典故介绍绝不可缺;人物方面,年代久远,且现代语文教育颇轻视,许多人名陌生是一定的,这些人物生平,亦短少不得——何况那时代之精彩人物如许之多。以上种种,皆放入【人名、典故及文意解说】中,以杂烩形式另成一文,叙议间杂,出处或行文带过,或括号,如此方便阅读,写来亦省事,不尊格式之处,方家见谅。特别的冷僻字和古用法,放入【注释】,此外不作个别字眼的解释。
好了,废话说完,下边开始正文。尽量一至二日一篇。
德行第一之一
陈仲举言为士则,行为世范,登车缆辔,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为豫章太守,至,便问徐孺子所在,欲先看之。主簿:“群情欲府君先入廨。”陈曰:“武王式商容之闾,席不暇暖。吾之礼贤,有何不可。”
译文:
陈仲举这个人,言行可堪世间的典范,他登车缆辔,顾盼生采,有澄清天下的志向。当年他出任豫章太守,下车伊始,便急着问徐孺子住在哪里,想去看望他。主簿说:“大人,您旅途劳顿,下属们希望您能先入府歇息。”陈仲举却回答道:“当年周武王坐车经过商容家门前,坐席不及暖,便伏在车杠上行礼,我尊重贤者,又有什么不可以呢。”
人名、典故及文意解说:
这是《世说新语》第一则,写的是东汉陈蕃(字仲举)礼遇隐士徐穉(“穉”同“稚”,字孺子)之事。南朝去东汉末约200余年,对南朝宋人而言,陈蕃算得上一位相去不远的道德标竿式的人物。以他的事迹作为第一则,有开篇正本的用意,同时考虑到刘义庆本人的身份,选此一则,或亦有表示学习先人礼贤态度的意思。
陈仲举,名陈蕃(?-168),字仲举,汝南平舆人氏(今河南平舆北)。他是东汉末年大臣,也是重臣,桓帝时为太尉,灵帝时为太傅。陈蕃少有大志,范晔《后汉书·陈王列传》记载了很有名的一个故事,说他十五岁时,父亲的朋友去看望他,却发现屋子里很芜乱,就以长辈的身份教训他说“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”,陈蕃却回答道,“大丈夫处世,当扫除天下,安事一室乎”,那个朋友因而奇之。正文里说他“登车缆辔,有澄清天下之志”,本有出典,但也刚好合了陈蕃自小的志向,因此是很妥帖的。陈蕃此人颇硬项,桓帝朝,因犯颜直谏曾多次左迁,灵帝朝虽得信任和重用,却因和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阉宦,事败而惨死狱中。
陈蕃礼遇在野文士,为官却极耿直。他曾上过不少得罪人的奏章,如谏桓帝乱封爵,采众女,游猎不时,灵帝放任宦官等,怨恚自不在少。难得的是他始终秉持少时理想,终身未改其志。《后汉书》评论陈蕃,说他“以遯世为非义,故屡退而不去;以仁心为己任,故道远而弥厉”(遯:同“遁”),正是这个意思。他也是自洁之人,窦太后当权,感念他曾为立后事帮忙,欲封侯,但他以此乃秉公所为,坚辞十余次,甚至到后来话说得很重,终于没有受爵。
这样一个人物,在史书上自然有很高的评价。《后汉书》将陈蕃的传记与策划翦除董卓的王允(就是传说中貂禅的主人兼养父)的传记放在同篇;虽不若王允,陈蕃最终的努力没有成功,但范晔还是说了一句:“汉世乱而不亡,百余年闲,数公之力也。”
徐孺子,名徐穉(76-168),字孺子,豫章北沥村人(今江西南昌)。他是当时很有名的隐士,后人之所以还记得近两千年前的这位世外高人,说起来还要归功陈蕃。他礼遇徐孺子的事被唐朝王勃所用,写进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中,历代读书人背书时读到那句“徐孺下陈蕃之榻”,总要想想这俩人是干嘛的。可见写出了名篇,不光作者荣耀,还能提携别人的。既然是当时名士,而且得到陈蕃礼遇,徐穉本人也有不少传奇。
(待续)
June 04 夏夜的悼亡夏天的夜晚,外头的喧嚣热闹终也稍微停息了。微凉的风从这边窗纱穿进,那边门户溜出,天上虽看不见星斗,却不感怀,毕竟晓得,它们正好好地藏在云后头呢。 像往年一般,想写一些文字纪念,却颇感下笔滞涩。激越便像月老红娘一般,总是偏爱着青春年少的吧。近来倒愈来愈觉有了些衰弱的前兆了。 读过的祭悼诗文实在不多,十只指头便掰得过来了。以年代一一计来,魏晋向秀(生卒不详)的《思旧赋》,唐韩愈(768-824)的《祭十二郎文》,北宋苏轼(1037-1101)的《江城子》,南宋陆游(1125-1210)沈园五首,明归有光(1506-1571)的《项脊轩志》,清袁枚(1716-1797)的《祭妹文》,民国鲁迅(1881-1936)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、《纪念刘和珍君》,如此而已。还有民季共初周作人(1885-1967)在《北大感旧录》里边悼念胡适的那一节,也可算得。 悼亡是很特别的文体,与祭文不同,祭文是对着死者发出的,而悼亡则近似自言自语。比较一下《祭十二郎文》、《祭妹文》两篇与其它几篇的用语,就很容易看出这种区别。《祭十二郎文》“中年兄殁南方,吾与汝俱幼,从嫂归葬河阳,既又与汝就食江南,零丁孤苦,未尝一日相离也。”和《祭妹文》“余捉蟋蟀,汝奋臂出其间;岁寒虫僵,同临其穴。”用的人称是“吾”“汝”,题目也都是祭某某文,而余文用的题目则是赋、词牌、记、志等,对死者的称呼则都是第三人称了。古人是很讲究这种文法区别的,历史上就到底用古文还是骈文有好大一番上千年的争拗。特别是在很多场合,当正式详尽的祭文不适合登场,或觉得失之刻板,悼亡诗文则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哀思。
最短而最有名的悼亡文当数向子期的《思旧赋》了,全篇连序不到二百五十字,却流传千古而不衰。转录如下:
余与嵇康、吕安居至接近,其人并有不羁之才;然嵇志远而疏,吕心旷而放,其后各以事见法。嵇博综技艺,于丝竹特妙。临当就命,顾视日影,索琴而弹之。余逝将西迈,经其旧庐。于时日薄虞渊,寒冰凄然。邻人有吹笛者,发音寥亮。追思曩昔游宴之好,感音而叹,故作赋云。 将命适于远京兮,遂旋反而北徂。济黄河以泛舟兮,经山阳之旧居。瞻旷野之萧条兮,息予驾乎城隅。践二子之遗迹兮,历穷巷之空庐。叹『黍离』之愍周兮,悲『麦秀』于殷墟。惟古昔以怀今兮,心徘徊以踌躇。栋宇存而弗毁兮,形神逝其焉如!昔李斯之受罪兮,叹黄犬而长吟。悼嵇生之永辞兮,寄余命于寸阴。听鸣笛之慷慨兮,妙声绝而复寻。停驾言其将迈兮,遂援翰而写心!
晋书《阮籍传》称“魏晋之际,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。”因不满司马氏篡权滥杀,时人多有隐居山林耕种维生者。向秀与嵇康、吕安年龄相近,感情极好,常常一起在嵇康家门口打铁以谋生。《晋书》说,“康善锻,秀为之佐,相对欣然,旁若无人。”后嵇康和吕安终被司马昭罗织罪名处死。第二年,向秀迫于压力出仕,当被司马昭半嘲笑地问道:“闻君有箕山之志,何以在此?”秀亦只能委屈对曰:“巢、许狷介之士,不足多慕。”(箕山是山名,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、许由,二者不愿接受,就隐遁在箕山,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)此赋写于嵇康路过当年旧庐,心中感慨万千,却不得发声,郁结之下,只好以简短文字记述旧庐的笛声索景,不敢触及当政;并以李斯获罪处死前语子曰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,岂可得乎?”的典故和《黍离》中“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这些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。
而苏轼《江城子》,陆游沈园五首,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皆有关亡妻(唐婉亦为陆游前妻),没有政治上的顾忌。江城子写得最萧索,项脊轩志最真挚,而沈园五首最为苦情。
苏轼《江城子》: 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 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
此词为作者悼念亡妻王弗所作,熙宁八年,即亡妻辞世十年之时。全词白描,词浅情深,读来有生死不渝之叹,生死相隔之憾。王弗是苏轼的正妻,自不必躲躲闪闪,有一说一,自然流露,是词中上品。
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则更高明一些,算得上是国文里头不多见的真挚之作,与袁枚《祭妹文》异曲而同工。此文虽毫不作饰,却教人感到真实可贵,盖常人忆及逝去亲者,未必列举他如何伟大之处,倒常从小事间接触及。比方忆母不写忆母,写家中老佣人回忆母亲当年立在屋中某某地方,说了某某言语,“语未毕,余泣,妪也泣”;又忆祖母,不写舔犊情深,却记起小时候祖母笑他躲在屋中看书像个女孩子,又送他象笏期许之事,于是“瞻顾遗迹,如在昨日,令人长号不自禁”;写到亡妻更是绝,只一句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”便值了千古传唱。全文转录如下:
项脊轩,旧南阁子也。室仅方丈,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,尘泥渗漉,雨泽下注;每移案,顾视无可置者。又北向,不能得日,日过午已昏。余稍为修葺,使不上漏。前辟四窗,垣墙周庭,以当南日,日影反照,室始洞然。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,旧时栏,亦遂增胜。借书满架,偃仰啸歌,冥然兀坐,万簌有声;而庭阶寂寂,小鸟时来啄食,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。 然余居于此,多可喜,亦多可悲。先是,庭中通南北为一。迨诸父异爨,内外多置小门,墙往往而是。东犬西吠,客逾庖而宴,鸡栖于厅。庭中始为篱,已为墙,凡再变矣。家有老妪,尝居于此。妪,先大母婢也,乳二世,先妣抚之甚厚。室西连于中闺,先妣尝一至,妪每谓余曰:“某所,而母立于兹。”妪又曰:“汝姊在吾怀,呱呱而泣;娘以指叩门扉曰:‘儿寒乎?欲食乎?’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”语未毕,余泣,妪也泣。余自束发读书轩中,一日,大母过余曰:“吾儿,久不见若影,何竟日默默在此,大类女郎也?”比去,以手阖门,自语曰:“吾家读书久不效,儿之成,则可待乎!”顷之,持一象笏至,曰:“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,他日汝当用之!”瞻顾遗迹,如在昨日,令人长号不自禁。轩东故尝为厨,人往,从轩前过。余扃牖而居,久之,能以足音辨人。轩凡四遭火,得不焚,殆有神护者。 余既为此志,后五年,吾妻来归,时至轩中,从余问古事,或凭几学书。吾妻归宁,述诸小妹语曰:“闻姊家有阁子,且何谓阁子也?”其后六年,吾妻死,室坏不修。其后二年,余久卧病无聊,乃使人复葺南阁子,其制稍异于前。然自后余多在外,不常居。 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陆游唐婉之事亦为千古传唱一段苦情。沈园五首作于陆游七十五岁告老还乡之后,而唐婉早在第二首《钗头凤》后不久便悒郁而终。沈园五首共写了三次,最末一首作于陆游八十五岁,之后不久陆游亦辞世。两首《钗头凤》及沈园五首转录如下:
《钗头凤》之一: 红酥手,黄藤酒,满城春色宫墙柳;东风恶,欢情薄,一怀愁绪,几年离索,错、错、错。 春如旧,人空瘦,泪痕红邑鲛绡透;桃花落,闲池阁,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,莫、莫、莫。 《钗头凤》之二: 世情薄,人情恶,雨送黄昏花易落;晚风干,泪痕残,欲传心事,独倚斜栏,难、难、难。 人成各,今非昨,病魂常似秋千索;角声寒,夜阑珊,怕人询问,咽泪装欢,瞒、瞒、瞒。 (传为唐婉作,实不详) 沈园之一: 梦断香消四十年,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,犹吊遗踪一帐然 沈园之二: 城上斜阳画角哀,沈园无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,疑是惊鸿照影来 沈园之三: 路近城南已怕行,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,绿蘸寺桥春水生 沈园之四: 城南小陌又逢春,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,墨痕犹锁壁间尘 沈园之五: 沈家园里花如锦,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,不堪幽梦太匆匆
鲁迅的二篇悼亡文,近来被引用得太多,亦评论得太广,尤其在这个夏夜里边。只想说,鲁迅活在一个无疑很坏的时代,毕竟还写下那样的文字,毕竟还有媒体敢于发表,这样的事实教人迷惑;段祺瑞于卫兵开枪事件之后,还懂得于执政府之前长跪不起,还懂得终生不食肉以示忏悔,这样的事实更教人面红。再写下去,自然落个被媒体封杀的局面,怕是如今已然危矣,怨不得人,而外面并没有且介可以躲藏,还是不要写了罢。
最末一篇周作人悼念胡适的文字,作于1962年。当时,周自己在北京的境况自然甚为窘迫,胡适在中国的名声亦更是无以复加的差。周本可以不作些什么,却犯了向子期同样的毛病,忍不住要写,又不敢太过写,只好先声明“他的一生的言行,到今日盖棺论定,自然会有结论出来,我这里只就个人间的交涉记述一二,作为谈话资料而已”,便唠唠叨叨当年卖稿给胡适得了多少稿费,用这些钱如何买了一块坟地,至今还在云云,兼插了两人1938年一段隔洋诗歌问答,却又要声明“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”,最后还表了一段曾劝他留在国内不要去台湾的功劳。 何以周在如斯境地亦拼着命要为亡故老友写上几行字?话说起来,周胡二人的友情,比嵇康向子期亦不逊矣,甚至略有超出。胡适虽让周弟树人给泼了好大几桶脏水,对他们兄弟二人倒是一贯关照的;尤其光复后周被认定汉奸时,胡适出面为他作证,说北大沦陷期间,由于周的周旋维护,校产图书反有增加等等,教他免了好大一份罪责。周作人一生坎坷,末年还是守住了一个文人对朋友的“义”字。 这篇现代版《思旧赋》的奇闻节录附下:
今天听说胡适之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去世了,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的材料,因为这感旧录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,他的一生的言行,到今日盖棺论定,自然会有结论出来,我这里只就个人间的交涉记述一二,作为谈话资料而已。我与他有过卖稿的交涉一总共是三回,都是翻译。头两回是《现代小说译丛》和《日本现代小说集》,时在一九二一年左右,是我在《新青年》和《小说月报》登载过的译文,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,凑成每册十万字,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,稿费每千字五元,当时要算是最高的价格了。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,介绍给书店的《黄蔷薇》,也还只是二元一千字,虽然说是文言不行时,但早晚时价不同也可以想见了。第三回是一册《希腊拟曲》,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,一总只有四万字,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,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,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。我在序文的末了说道: “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戈小册,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。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,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,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,深有‘黄胖揉年糕,出力不讨好’之惧,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,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,现今总算译完了,这是很可喜的,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,固然自己觉得喜欢,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,虽然只是太少。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,‘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。乡曲俗语云,千里送鹅毛,物轻人意重。姑且引来作为解嘲。’” 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,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,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,要求保留,即如第六篇拟曲《昵谈》里有“角先生”这一个字,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,虽然唐译芯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,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。适之笑着答应了,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,可是注文里在那“角”字右边加上了一直线,成了人名符号,这似乎有点可笑,——其实这角字或者是说明角所制的吧。最后的一回,不是和他直接交涉,乃是由编译会的秘书关滇桐代理的,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这一年里,我翻译了一部亚波罗陀洛斯的《希腊神话》,到一九三八年编译会搬到香港去,这事就告结束,我那神话的译稿也带了去不知下落了。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,因为编译会的工作已经结束,我就在燕京大学托郭绍虞君找了一点功课,每周四小时,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,给我一个“客座教授”(Visiting Professor)的尊号,算是专任,月给一百元报酬,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。 其时适之远在英国,远远的寄了一封信来,乃是一首白话诗,其词云:
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,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,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, 飘然一杖天南行。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?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。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,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。
一九三八.八.四。伦敦。
我接到了这封信后,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,因为听说就要往美国去,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,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。诗有十六行,其词云:
老僧假装好吃苦茶,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,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,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。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,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, 海天万里八行诗,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。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,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;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,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。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,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,——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,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。
廿七年九月廿一日,知堂作苦住庵吟,略仿藏晖体,却寄居士美洲。十月八日旧中秋,阴雨如晦中录存。
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,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,乃是适之的手笔,署年月日甘八,十二,十三,臧晖。诗四句分四行写,今改写作两行,其词云:
两张照片诗三首,今日开封一偶然。 无人认得胡安定,扔在空箱过一年。
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,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,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,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。及一九四八年冬,北京解放,适之仓惶飞往南京,未几转往上海,那时我也在上海,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,劝其留住国内,虽未能见听,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,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,今日王古鲁也早已长逝,更无人知道此事了。 末了还得加上一节,《希腊拟曲》的稿费四百元,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,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,在西郊的板井村,只有二亩的地面,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,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,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,所以倒塌了,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,已经成林了。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,侄儿丰二,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,也安息在那里,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,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,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。
斯人已逝,是非成败转头空。 微凉的风还是从这边窗纱穿进,那边门户溜出,天上虽看不见星斗,却不感怀,毕竟晓得,它们还好好地藏在云后头呢。 说一个笑话,念一首诗权作这夏夜悼亡的结尾罢。
笑话曰: 古时候人们穿皮袄,都是毛朝外边。 一天,魏文侯外出游玩,在路上看见一个人背着一捆柴草,他把皮袄反过来穿着。文侯感到很新奇,就问:“你为什么把皮袄反过来穿啊?” 那人答道:“我爱惜皮袄上的毛,怕把它磨坏了,因此就毛朝里穿着。” 文侯笑了:“你背的柴草把皮子磨坏了,那毛长在哪里呢?” ◎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之出典
诗曰: 我大清早起,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。 人家讨嫌我,说我不吉利:——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! ◎胡适白话诗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sou写竹林七贤事时,参看了国立花莲师范学院语文教育学系的一份学期报告,写得较为浅显明白,考证引用的地方也很恰当,除了嵇康的妻子应是曹操曾孙女而不是孙女外看不出有什么谬误。而且比较搞笑的是写论文的学生亦是七人,应是有意为之了,这份效法先贤的心意值得鼓励,只是不晓得他们之间有没有谁给另一人发过绝交书了,笑。 原文地址:http://www.nhltc.edu.tw/~teresa/new-story/papers/90papers/1.htm 此外重要的参考是: 王晓毅:“竹林七贤”考 原文地址:http://www.hist.pku.edu.cn/person/yanbuke/tongshi/z04_2/cankao/wangxiaoyi.htm 盖国梁编选,赵昌平,曹明纲等注评,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唐宋词三百首》(图文本),评注很出色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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